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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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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7/29 上午 08: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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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與傳教》–傳教的楷模德勒撒修女
by Bernardo Cervellera
去年十月十九日世界傳教節之際，印度加爾各答的德勒撒修女，將榮列普世教會的真福榜。聖座選擇這一天為封列真福的日子，絕非偶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德勒撒修女的封聖，視為在褒揚一位當代傳教事業的楷模；是向全世界所有本著德勒撒修女的精神，耕耘在傳教領域中的傳教士們，表達最為誠摯的敬意。
十月十九日，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上舉行的隆重彌撒聖祭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向在場來自世界各地的四十多萬名熱心教友，德勒撒修女的敬仰者們，以及無數通過衛星電視直播收看實況的觀眾們，指出了這一盛大禮儀的深刻意義：“在十月十九日世界傳教節這一天封列德勒撒修女為真福，本身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德勒撒修女用她的生命見證，使我們大家牢記，教會的福傳事業是通過施愛德、再加上祈禱和聆聽天主聖言的幫助來實現的。……默觀和行動、福音和造福人類，德勒撒修女用她完全徹底地奉獻給窮人的一生，同時依賴祈禱的一生宣講福音。”
直到今天，教宗一直在告誡印度效仿德勒撒修女的榜樣。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教宗在接見前來述職的印度主教團主教們時，指出：“印度有幸通過即將封列真福的德勒撒修女的見證和榜樣，直接嘗試了教會服務于窮人的聖召。她滿懷喜悅地為窮人做出奉獻、無條件地關愛窮人的生活，使我們產生了也要象她這樣做的由衷願望……。印度教會儘管面臨著人力和物力嚴重缺乏的問題，但仍繼續努力迎接挑戰。我要為你們祈禱，願你們能夠以德勒撒修女在你們的團體中所從事的愛德活動為榜樣。”
隨著十月十九日封列真福典禮的臨近，德勒撒修女很快也將成為全世界的典範。她那對基督深情的愛，對窮人中的窮人的無限關懷，使她成為教宗希望今天的基督信徒們共同效仿的“女性化的”楷模。在教宗的眼中，這位身體瘦弱，滿臉皺紋，但卻面帶孩童般燦爛微笑的老婦人，出色地做到了教宗早在上任之初就反復要求教會應做到的——基督是教會的道路；人是教會的道路，不僅如此，她堪稱教會的典範（援引《人類的救主》通諭）。
那麼，將加爾各答的德勒撒修女舉揚到普世教會傳教事業典範的高度，是否過於誇張了呢？難道她不過是數以千計的關愛他人的各種表現形式之一嗎？因著各種複雜的因素，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經濟不平衡、不公正現象的籠罩下，她的事蹟是不是過於平凡了呢？在這樣一個色彩紛呈的大千世界中，不同宗教信仰觀念眾多的情況下，展示十字架和聖母瑪利亞的形象，是否會威脅到已經十分困難的相互寬容呢？
事實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建議充分回應了這一緊迫的需要——當代的傳教活動出現了問題。教宗在《救主的使命》通諭中，指出了教會傳教事業的“衰落現象”，這標誌著在耶穌基督內的信仰的危機（援引《救主的使命》通諭2）。
宗座外方傳教會二OO一年度的全體大會上，用“腫瘤”來形容“基督論的衰退”。這一現象，很可能將福傳事業退化到社會活動、慈善事業或牧靈組織，這是十分危險的。
傳教事業應彰顯耶穌基督的愛，向全人類宣講，使他們都能認識到天主的愛，比死亡強大的愛。基督信仰的傳教事業，有可能偏離這一活生生的、勢不可擋的、更新的愛，而成為一種純粹倫理道德上的、慷慨的道義上的行為；或者無法完全體現基督信仰精神的公益事業。
而德勒撒修女所闡述的傳教活動，是一種激動人心的感受——發現“靈魂對耶穌的渴求”、他的愛、他開放的胸襟，即便是在藐視和冷漠面前，也未曾改變的愛與慷慨。
然而，傳教事業在化做行動和活動之前，首先應該去參與基督的“饑渴”；在見證的生活中，彰顯和活出他的愛。我們大家都熟識德勒撒修女每天都堅持頌念的保羅•紐曼樞機的禱文：“親愛的耶穌，……請你和我在一起吧，我將重新變得與你一樣光彩照人，以至於成為照耀他人的光。哦，耶穌，這光明將全部從你而來。”
在這一感人肺腑的發現中，德勒撒修女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她重新在教會中彰顯了傳教的意義。祈禱和工作雙雙成為“基督的經驗”；度獻身生活的誓言成為了基督的恩寵，成為我對基督之愛的回應；團體生活成了耶穌臨在的具體表現；聖事和權威都成了耶穌在教會內的實實在在的臨在。
在重新發現傳教（耶穌基督-見證）的主題的同時，也找到了對教會與世界、聖事與發展、團體生活與在世界中的任務最為精闢的總結概括。必須將這一主題，經歷並徹底融化到統一的環境中去；否則，傳教事業只能是無盡無休的煩惱，最終導致許多人放棄聖事、放棄權威、放棄團體生活；度獻身生活的誓言成了一種負擔，僅僅是為了做而做，毫無實質性的意義可言。
而對德勒撒修女來說，在聖道禮儀和被釘十字架上默觀的基督，就在她所遇到的臨終病人或著麻風病人的身上（‘我們為基督清洗、照顧基督、為基督穿衣……’）。當有人問起她獻身窮人的理由時，她總是回答說：“我們不是社會救助人員。社會義工為一個計畫而工作；我們是為了某個人而工作。”
我們所談到的‘基督論的衰退’和世人屈服於一味追求效率的思維方式，給傳教活動帶來了其他的問題和困難。
如果要對上述困難做出定義的話，我很願意以‘僵化的職業性’來形容。傳教士在他們所生活工作的文化與宗教背景中，努力謀求某些專業或者學科的‘進修深造’——語言、文化、宗教內容、對話、少數民族或團體等……。而對上述所謂‘知識’的學習研究，似乎無盡無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將宣講基督死亡與復活的使命拖延下去。不僅如此，在經過長時間的宗教、文化學習研究後，我們所得出的結論竟然是，“我們不應該去摧毀和改變這些文化”；“為什麼不能讓佛教徒生活他們的信仰呢？事實上，基督已經救贖了一切嘛！”這種觀點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過去殖民主義惡果造成的（‘永遠不要再將任何事物強加於人’！）；另一方面，是一種墨守成規的觀念，客觀地說，漠視了文化與宗教，將傳教士僅僅視為挽救受造物的國際機構的專家！但是，文化與宗教是人們謀求協調他們的利益、幸福與奧跡願望的方式。為此，人類與文化和宗教之間的關係是戲劇性的，是歷史性的（不斷發展變化、與自由息息相關）；他們極力尋求符合自己需要的答案。
德勒撒修女首先向全社會見證的是，人在任何一種文化和宗教之上，並在其中；人需要被愛、被接納、被關懷潔淨。這絕不會導致對文化與宗教的漠視，相反，是人的宗教與文化的最大程度的尊重。對那些懷疑仁愛會的修女們所開展的慈善事業是強迫人們改變宗教信仰的人，德勒撒修女總是回答說：“我們從沒有極力讓那些到我們這裏來的人們皈依基督信仰。總之，我們是在通過我們的行動，來見證天主的臨在。如果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或者不可知論者能夠成為更加完美的人類，特別美好的人類，那麼，我們非常高興。”德勒撒修女尊重人們的宗教信仰的具體表現，還特別體現在加爾各答的臨終危重病人收治中心裏，每個人的葬禮，都按照各自的宗教信仰風俗舉行。印度教徒在臨終前，接受恒河水的洗禮，然後火化；穆斯林則按照伊斯蘭的風俗安葬……。那些沒有任何親人的孤身者，最終，還有修女為他們守靈和哀悼。
“教會基本的和首要的道路”——人所關心的，對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所關注的，恰恰是使德勒撒修女不為社會意識所動的。在長達十幾年的一段時間裏，馬克思主義和革命者的分析、體制變革和階級鬥爭，的確動搖了為數不少的，生活在矛盾和極度貧困環境下的傳教士，他們迫不及待地渴望緩解人們的貧困。但是，一味地追求“體制改造”，卻忘掉了他們最終要服務的窮人。德勒撒修女歷來將自己比喻為“愛的革命者”。對那些指責傳教士只給窮人“魚”，卻不教他們釣魚的人，她總是提醒他們注意，她的窮人們“是如此脆弱，以至於根本無力拿起釣魚杆”。對於德勒撒修女來說，最重要的並不保持社會地位，或者解決問題，一切的中心首先是，也始終是充滿了各種問題和為社會地位所制約的人。
這一對人類的關注，使德勒撒修女沒有陷入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辯論、在紅與黑之間作出選擇的旋渦之中。就這樣，這位被激進派指責為‘遏制’革命的步伐的普通修女，成為了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最公正的評論家。感謝德勒撒修女的努力——在黑暗時刻過去之後，不僅局限於物質和經濟含義的，更加深遂和全面地詮釋貧困的概念誕生了：
“今天，窮人是沒有麵包和米飯；缺少天主聖言之愛和生命力的人；他們渴望水與和平、渴望真理與正義；他們被債務逼得衣不蔽體、就連他們做人的尊嚴和對罪人的憐憫也被剝奪。窮人無家可歸，家徒四壁，甚至沒有一顆理解、遮蓋和愛的快樂的心。他們病了，需要藥品的醫治，更需要親切的撫摸，熱情的微笑……”（《德勒撒修女——傳奇的一生》，K SPINK，1997）。
這一新的福音性質的貧困含義，要求人類立即做出回應。變革的吸引力、現實局勢的批評和拒絕，加之未來遙遠天堂的計畫，導致了一批心存怨氣、憤悶、失望和喪失了激情的傳教士。
而德勒撒修女對每一個她所遇到的窮人，都“迫不及待”地帶給他們一些有活力的東西。所謂“迫不及待”是以 “迫不及待”地趕往伊薩伯爾家的瑪利亞為榜樣的。這種緊迫感不受到任何未來變化、社會體制、政府、其他各種因素，甚至自身因素的限制。德勒撒修女以其特有的方式，將窮人一個一個地聚攏在身邊，直到逐漸建成了臨終病人關懷中心、被遺棄兒童收容所、學校、麻風病人村、愛滋病患者診所、老年之家、未婚母親中心等等。通過上述方式，德勒撒修女成了‘愛德的創新’的典範。而這恰恰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新千年的開始》牧函中，要求全體基督信徒們在第三千年完成的傳教任務（《新千年的開始》50）。
而愛德的創新中，失敗又是在所難免的，儘管人們都極力去掩蓋和避免，但是，這卻是一個事實，一個在傳教事業中很重要的經歷。即便是深受一國之君、公主名流；各國政要和宗教領袖們尊重、愛戴的德勒撒修女，也未能避免失敗的遭遇。一九九一年，她曾致函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和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塞因，以對人民、對天主的愛的名義，要求他們不要挑起（第一次）海灣戰爭。但是，無論是布希，還是薩達姆，都對德勒撒修女痛心疾首的呼籲置若罔聞。當她在連續爭取數年之後，終於得以踏上中國的土地後，希望在那裏為窮人開辦收容中心時，她得到的回答卻是，中國“沒有窮人”。更有甚者，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德勒撒修女都曾經遭到了個別媒體別有用心的污蔑，說她是“蠱惑人心，善用愚民手段”、她要做“基督的光”。但是，德勒撒修女並沒有因此而膽怯，她將自己的失敗視為“是服從天主的意願”。不僅沒能阻擋她的活動，相反，使她的事業更加蓬勃發展，更加具有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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