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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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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 下午 04: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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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获得了两千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传出以后，大陆官方保持了整整一天的、令人难堪的沉默。然后，其文化与外交部门，接二连三地发表毫不负责的言论，在没有阅读国高先生任何作品的前提下，对高先生以及瑞典诺贝尔奖评委会进行恶意的攻击。这一事件，再次显示了一个冷血而僵化的官僚机器，骨子里对于任何的外部信息，都杯弓蛇影般地感到恐惧和警惕。相反，在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通过直选上任的领导人*先生，热情洋溢地给高行健先生发去贺电，称之为“华人之光”。相比之下，海峡另一岸的态度是何等的委琐、何等的狭隘、何等的心虚！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以迫害作家为己任的“中国作家协会”再次登场，它的某位不敢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声称，诺贝尔文学奖被用于“政治目的”；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向以红卫兵口吻发言而在国际上贻笑大方的朱邦造，居然轻蔑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不值一提”。他们不过是丧失了自由意志的、可怜的螺丝钉而已，却口口声声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发言，说什么“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其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正是他们的这些荒谬绝顶的言论。
对于高行健的获奖，所有的大陆媒体在高压下，不得不保持痛苦的沉默。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耻辱的沉默。这种沉默与我们身上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格格不入。我们沉默太久了，对于身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不公正，对于那些死于警察枪口下的冤魂，对于那些死于黑暗的矿井下的冤魂，我们给予的关注太少、太少。
因此，我个人认为，对于今天受到严重侮辱的高行健先生以及他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华人文学最后的尊严，我们理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力所能及的声援。我们不能继续沉默。如果我们继续沉默，我们将丧失良心最后的一层防线，我们将无声无息地、轻而易举地被黑暗所吞噬。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也曾经出现过两次同样的事件。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另一次是一九七零年索尔仁尼琴的获奖。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竭尽辱骂和批判之能事，粗暴地剥夺了他的创作自由。一家巴黎的报纸称此事件为“知识界的布达佩斯”。然而，苏联政府恶劣的行径，激起了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强烈反弹。自由舆论的猛烈抨击，虽然没有使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恢复自由，不过总算保住了他的性命，而他那有限的自由还是用他的诺贝尔奖换来的。在专制政府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用法文发了一封给瑞典文学院的简短的电报，说道：“由于考虑到我们社会对于此项巨奖的看法，我不得不拒绝此项颁赠给我，而我却不配获得之殊荣。请诸君切勿介意，并接受鄙人自愿之拒绝。”言辞背后的沉痛，读者自是心有戚戚焉。而对于索尔仁尼琴，苏联政府首先是不准他出境领奖，继而用强力将他驱逐出境。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苏联文艺界的态度立刻发展成为密集的舆论攻击，公开指斥索尔仁尼琴是“害群之马”，辱骂诺贝尔奖评委会是“以策动仇视苏联的行动为主要任务的机构”。
实际上，真正受到侮辱的并不是两位伟大的作家以及诺贝尔奖评委会，而是企图侮辱他们的专制政府。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后才亲自阅读两位作家的作品，对昔日自己默许的“讨伐行动”表示由衷的懊悔。然而，耻辱柱上已经公正地写下了他的名字，再也无法涂改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政府的愚昧和僵硬，成为一代一代流传的历史笑柄，而《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两部巨著，依然高高耸立在人类文化史和精神史上，永久地褶褶生辉。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于某位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而价值立场与官方有所不同的作家的获奖，采取何种态度，乃是透视其胸襟与气魄的标尺。一九九四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之后，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立即向他表示热情的祝贺。长期以来，大江反对天皇体制、反对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其立场极其鲜明。同样，一九九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也是激烈批判现政府的左翼作家。当他获奖之后，葡萄牙政府立刻放下分歧，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认为这是“葡萄牙语的胜利”。按照某些人士的观点，既然是一名敢于反对我们的作家，我们不仅不能表示祝贺，还应当义正词严地进行批判。殊不知，一个社会的活力正体现在其成员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体现在思想和言论的“异”而不是“同”上。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倡“创新工程”。在我看来，真正的创新，其前提必然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平台。在万马齐喑、因思想获罪、因言论获罪的恶劣环境下，要想提倡“创新工程”，只能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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