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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四月《和平》 |
 （譯自耶穌會士 Fr Brian Grogan SJ 全書共十二章的 Pedro Arrupe SJ : Mystic with Open Eyes） （續上） 第八章 伯多祿在愛爾蘭 上任不久，伯多祿決定愈能造訪愈多的耶穌會省會及他們在從事的使徒工作就愈好。這艱鉅的任務，是由推薦他為總會長的大會委派的。這輪造訪，為一個既想認識耶穌會的最新動向，又想分享梵二及大會精神的人來說，既愉快又滿足。他愛與兄弟們談論可怎樣最好地回應瞬息萬變的世界所浮現的問題。他走訪了世界七大洲，而每個造訪本身，都是一番學習和研究。 愛爾蘭呈現一個世界的縮影：他在1967年6月，首次到訪今天已從地圖上消失的愛爾蘭。都柏林大主教約翰•查爾斯•麥奎德，在1965年，給在期待他從梵二回來的群眾說：「你可能會因為大家都在談論著要來的改變而擔憂，容我消除你的疑慮。無須擔心任何的改變會破壞你平靜祥和的基督徒生活」。當時充斥著一種主教們防範世界及平信徒倡議的氣氛，並讚揚盲目的信德和服從。「付清，祈禱，閉嘴！(Pay up, Pray up, Shut up)」成了當時的笑話。 雖然原本擠滿日程的招待會、演說、講道和聚餐，都主要是為四百五十位愛爾蘭耶穌會士而設，但全國都關注伯多祿的來臨。他跟政府官員、主教及耶穌會合伴人會面。唯埃蒙．德．瓦萊拉總統，因病未能應邀出席。 引一句媒體的話，足以嘗到這三天活動的味道。The Irish Independent社評以「顯赫的訪客」為大標題，寫道：「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耶穌會總會長在同一個週未到訪愛爾蘭，確實是個時代徵兆……無容置疑，海外的基督徒世界，對我們興緻勃勃」。 他會見的是一班困惑的愛爾蘭會士。老一輩是絕對服從的，他們是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前，視任何對教會的批評為不忠的一輩。較年輕的會士渴望透明度和啟發，但尋不到。他們問：「我們的團體是否互相支持，體恤諒解，彼此接納，坦率開明呢？如果不是，為何留在那裏？」伯多祿面對的是一個分裂的省份，是全球耶穌會的一個支部。面對這群聽眾，他有什麼話要說？ 關注社會公義 伯多祿說，他來是為會見愛爾蘭的耶穌會士，「好讓我在服侍的耶穌會，能更好地服侍愛爾蘭」。他很欣賞有百分之二十的愛爾蘭會士在海外服務，並強調留在愛爾蘭的會士，須持續更新使徒工作。要以關注社會公義，利用他倡導的全球社會勘查，來作出對所有使徒工作的更新。修會要以服務窮人為優先，即使手頭上的是善工，但非為弱勢群體服務，也得要放棄。他承認，真理並非能夠取悅所有人，所以大家需要鼓起勇氣朝這個方向走。施捨救濟，並不足夠：我們務要使我們在服務的每一個人，都能盡地發展他們的性格潛能。一定不可以讓別人這樣說我們：「你宣講的道理，聽起來非常不錯，不過，是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改善了我們的生活」。他在鼓勵，也在挑戰： 苦難期 1971年8月15日，伯多祿再次踏足都柏林。這回是召開第四屆耶穌會合一運動人員國際大會。他撥冗給愛爾蘭省講述耶穌會的最新狀況。這回，他的心情比較沉重：他談到一個革責瑪尼的時刻，但同時對復活充滿希望。困難被視作挑戰；需要有內心的自由來忘掉過去，擁抱天主在招手的新境界。他說，儘管會士數目銳減了四千，但更重要的，是教宗保祿六世對耶穌會抱很大期望，也很愛耶穌會。 他希望致力培育工作的，能持續效力，並要熟悉耶穌會的歷史。他感激對省會的健康發展持不同意見的老實表達。離開的時候，他滿有把握和樂觀地說：「如果天主贊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 1978年4月，他再來，受到熱烈歡迎。他就愛爾蘭的長上角色、教育使命的挑戰、培育的角色、耶穌會的國際性致辭。翌年，我在羅馬和他再次見面。當時，我是以主張成立都柏林科技大學/Dublin University School of Technology，縮寫為DUST（中文意思：塵埃）的委員身分到羅馬。我們的計劃，令他很雀躍。但當我們正要離開的時候，他提醒我們，關鍵在於大主教批准與否。結果，那縮寫，算準了計劃書的命運。 他最後一次到訪是在1981年6月。他首先會見了所有參與培育工作的人，然後是二百名會士。我還記得，當時的他，熱情澎湃，給人留下的印象，不減他初次到訪的1967年。他祝聖了那標誌著會士們徐徐老去，座落於都柏林Cherryfield Logde那塊要興建安老院的地。不足兩個月，他本人住進了羅馬的安老院，從此康復無期。 反省 當你調整生活，作出改變時，別人的急需，是你的顧念嗎？ 「革責瑪尼時期」── 你怎樣應付烏雲密布的日子？ 第九章 為公義而奮鬥，1975 1971年世界主教會議的主題是「世界的公義」。這是一個由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衍生的主題，但因為它要求教會作深層次的改變，而被擱置，也被容許在教會的意識中消失。阿魯伯經歷了許多不公義的情況，他在梵二最後一個環節，就教會在世界事務中的角色發表意見，並在這次主教會議上，大力作出跟進。他願望將耶穌會所有才力、物力和事工，都集中到「公義」這個單一的使命，更為此不違餘力地去爭取支持。1975年，第三十二屆耶穌會大會，通過了一條劃時代的法令：服務信仰及推行公義。當中的主要洞悉是，不伸張公義無法傳揚福音。他以我們的一雙手作為圖象，說：信仰是一隻手，公義是另一隻手，當我們把兩隻手一起運用的時候，我們在做的，就是最有建設性的工作。不過，當時教會中人，大部分都未準備好，也不願意接受這革新的福傳觀點，於是，他視耶穌會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要努力將信仰和公義聯繫。 他相信我們必須要學習為那些承受著最大風險及那些完全沒有人幫助的人，提供服務，但是，我們必先要愛他們。那裏有窮人，那裏就有天主，因為窮人是天主的朋友。祂愛貧苦的人，貧苦的人也愛祂。他告訴我們一名粗曠漢子，怎樣在一台在拉丁美洲貧民窟舉行完的彌撒後，對他說： ──── 第九章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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